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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特殊体质对侵权责任之影响
来源:未知 2013-03-08 09:24 【 三人行司法考试培训网

 【学科分类】侵权法
【出处】《法学》2012年第12期
【摘要】在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特殊体质相竞合引发较大损害时,根据“蛋壳脑袋”规则,加害人不得援引受害人特殊体质减轻责任,但该规则已呈现松动之迹象。以因果关系理论论释受害人特殊体质,不仅得出的结论并不透明,而且遮蔽了对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价值判断过程。在受害人特殊体质应否以及如何影响侵权责任问题上,应立足于损害的公平分配、受害人的行为自由、损害预防的效率等价值,区分加害人故意、加害人知悉受害人特殊体质、仅受害人知悉其特殊体质、受害人不知其特殊体质以及侵权行为之特性,为灵活的类型化判断。
【关键词】特殊体质;责任分担;因果关系;利益衡量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因受害人特殊体质介入而引发较大损害时,为了辨明受害人特殊体质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现试举以下案例据以讨论。

案例1:“课桌案”。在严某诉上海市浦东新区育华(集团)学校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学校安排学生将课桌从二楼搬至一楼,学生严某搬动课桌时右腿碰上桌角,后下肢瘫痪。经鉴定,严某患有胸段脊髓血管畸形,下肢瘫痪系外力诱发畸形血管出血所致。[1]

案例2:“癌症案”。甲患癌症晚期,乙对此并不知情,甲因乙过失侵权而死亡。依癌症发病规律,纵无乙之侵权行为,甲亦必然在三个月内因癌症而死亡。

案例3:“血友病案”。在向某诉四川省德阳市第一汽车运输公司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中,向某患有血友病,被一辆出租车撞翻而受伤,致左膝积血,不能伸屈。经鉴定,向某因车祸受伤并不严重,血友病是关节积血的基础,车祸受伤仅仅为诱发因素。[2]

以上三则案例都涉及到受害人特殊体质,但其法律本质截然不同。在“课桌案”中,学校安排学生搬动课桌,客观上不具有违法性,主观上亦无过错,其行为并不构成侵权,严某下肢瘫痪完全系其所患胸段脊髓血管畸形所致,应当自担风险。[3]在“癌症案”中,乙的行为已构成侵权,且乙之侵权系甲死亡的唯一原因。相对于乙侵权这一致甲死亡的真实原因,癌症与甲死亡之间仅存在假设因果关系,癌症与甲死亡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被乙之侵权行为所超越。当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存在假设因果关系时,比较法上普遍允许其影响损害赔偿之范围。[4]如英美判例认为,被告的侵权行为致原告死亡,若原告无论如何都会在之后的很短时间内死去,则赔偿就会是名义上的甚至为零数。[5]在“血友病案”中,出租车撞翻向某已构成侵权,向某受伤本不严重,但因其患血友病,损害发展为“左膝积血,不能伸屈”。显然,车祸侵权、血友病均与“左膝积血,不能伸屈”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对因受害人特殊体质介人而扩大的损害(简称扩大损害),加害人应如何承担责任?对此,比较法上始终存在巨大争议,本文亦仅围绕此点展开探讨。

二、“蛋壳脑袋”规则及其动摇

(一)“蛋壳脑袋”规则之确立

针对受害人特殊体质,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持的立场为侵权人应就扩大损害负责,不能以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竞合为由减轻责任,此即所谓“蛋壳脑袋”规则(egg一shell skull rule) .

在英国,Dulieu v. White & Sons一案最早以“蛋壳脑袋”案件闻名于世。在该案中,原告为孕妇,因可归责于被告的事故早产并染上重病。英国王座法院认为,即使原告没有怀孕就不会发生巨大的损害,且被告不可能预见原告怀孕,也不构成减免责任之事由。法官据此假定道:“因过失而侵害他人身体者,不能以若受害人头盖骨并非异常单薄,或者其心脏不是特别脆弱,其受损害的程度可能更低为由,对抗受害人的赔偿请求。”[6]在Love v. Port of London Authority一案中,被告致原告患重度神经症,尽管鉴定医师指出,原告症状70%归因于其心脏状态,但王座法院以“侵权人应接受受害人现状”为由,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神经症丧失的全部收人。[7]在Malcom and another v. Broadhurst一案中,本就极易伤感之原告的神经状态因被告侵权而恶化,王座法院认为像蛋壳一样脆弱的头盖骨和像蛋壳一样脆弱的性格并无本质区别,仍以“侵权人应接受受害人现状”为由排除了受害人精神特质对侵权责任的影响。[8]

与英国一脉相承的美国法也秉承“蛋壳脑袋”规则。判例确立的一般原则是,若被告的行为对一般人构成义务违反,因原告特别易受影响,使损害程度异常严重时,被告应对全部损害负责。[9]与此相呼应,《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58条规定:“侵权人因过失损害他人身体,降低其体力并使其失去对疾病的免疫力,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应对该疾病一并负担责任。”其第461条规定:“存在过失的行为人应对他人所受的伤害承担责任,虽然该他人的一种行为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的身体状况使该伤害比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人应当预见到的作为其行为的一项可能后果的伤害更加严重。”

针对因受害人特殊体质扩大之损害,在早期的德国判例中,一些下级审法院曾区分原因与诱因,仅将侵权行为作为扩大损害之诱因,否定其间之因果关系。[10]也有部分下级审法院在侵权行为和受害人特殊体质竞合引发损害时,根据原因力大小在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配置责任。[11]但无论是帝国法院还是联邦普通法院,均认为前述区分并无意义,只要侵权行为构成损害之原因,即便仅为协动原因,也不能以此减轻其责任,最终形成了“任何对身体脆弱者实施不法行为的人,无权要求获得与侵害身体健康者相同的待遇”之原则。法院适用该原则时,根本不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具体类型,也不追问受害人特殊体质因何种原因而形成,即便受害人特殊体质因自身积极行为所致,也概莫能外。[12]

此外,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南非、瑞士也宣称“违法者必须对受害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加害人必须赔偿受害人在现有条件下因侵权而遭受的全部损失,显然也固守了“蛋壳脑袋”规则。[13]

(二)“蛋壳脑袋”规则之动摇

非常有趣的是,就在那些坚守“蛋壳脑袋”规则的国家和地区,法院也曾以不同理由和方式对该规则予以限制。法国法院将受害人之异常体质作为“不可抗力”,以减轻加害人之赔偿责任,苏格兰法院则以可能性理论限制因受害人异常体质导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14]

在排斥“蛋壳脑袋”规则方面,日本判例呈现出相当的一贯性。在日本最高裁判所1988年4月21日判决的“外伤性头颈部症候群”一案中,由于受害人心理上的自我消极暗示和强烈的神经症倾向,致使仅需50天的疗程持续十余年。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由侵权人作出全部赔偿有违损害公平分担之理念,并类推适用其民法第722条关于过失相抵的规定,仅使侵权人承担40%的责任。[15]由于该判决系针对受害人心理上的特殊性,其能否延及受害人生理上的特殊性,尚有争议。但日本最高裁判所1992年6月25日之判决消除了这一疑问。在该案中,受害人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患病,且该疾病与损害的发生相关联,日本最高裁判所仍将此疾病作为减轻加害人赔偿责任的考量因素。[16]在日本最高裁判所1996年10月29日作出的判决中,针对并非疾病的单纯受害人身体上的特征(脖颈比普通人更长),判决指出,“人的体格或体质并非均一同质,具有诸如极端肥胖等显著偏离通常人平均值的身体特征者,由于易因摔倒等而遭遇重大伤害,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应比通常人更为慎重地行动,但若身体特征尚未及至该程度,则属于不同个体间正常的差异”,并据此否定了侵权人减轻责任之请求。[17]但依该判决之理由,若受害人“具有显著偏离通常人平均值的身体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应比通常人更为慎重地行动”,显然仍有降低赔偿额之余地。前述三项日本最高裁判所之判决,虽托类推过失相抵之名,但实际上在受害人并无过失之际,仅使侵权人负担全部损害有违公平,也认许法官裁量减少赔偿数额,以至于发展为损害赔偿法中的一般命题,即所谓的“特殊体质斟酌说”。[18]

我国对“蛋壳脑袋”规则也比较抗拒。在我国台湾地区1971年“台上字第2073号”判决和1995年“台上字第2170号”判决(前者被告撞伤十二指肠疾病患者致其十二指肠破裂,后者被告撞伤有精神病前兆者致其患紧张型精神分裂症)中,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最高法院”均以侵害行为与最终损害之间无相当因果关系为由,判决侵害人不负赔偿责任。[19]2002年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对患者自身的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行为进行原因力比较,确定医疗过失行为的原因力,据此确定赔偿责任。[20]一些学者进一步主张其他类型的加害行为和受害人特殊体质共同作用导致损害发生时,也应根据加害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确定赔偿责任。[21]在审判实践中,除极个别判决坚持“蛋壳脑袋”规则外(如前述“血友病案”),法院大多奉行“中庸之道”,在被告和有特殊体质的原告之间按一定比例分摊损失,几乎未见加害人对扩大损害完全不承担责任之判决。[22]

三、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因果关系解读

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特殊体质竞合导致损害时,由于二者均为损害的事实上原因,故一种朴素的认识为受害人特殊体质是否对侵权责任发生影响,取决于其是否构成损害的法律上原因,或其是否改变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序列。为此,人们广泛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直接结果说、合理预见说等法律上因果关系之理论,对受害人特殊体质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以因果关系为“蛋壳脑袋”规则辩护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创始人、德国弗莱堡大学生理学家冯·克里斯借助数学上的可能性理论与社会学之统计分析方法,认为法律上原因系实质性增加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之事件。[23]依卢丁·特雷格之公式,与特定结果具有条件关系(即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行为或事件,若较一般情形提高了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则其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2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伯琦亦谓:“无此行为,虽必不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25]相当因果关系之重点,在于侵权行为介入社会既存状态增加或改变了现存危险程度,按“事件正常发展过程”将引发损害后果。由于相当因果关系强调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充分性,并不在意具体当事人之预见可能性,故其覆盖面宽。在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特殊体质相结合导致重大损害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侵权行为增加或改变了受害人的危险状态。德国法院藉此认定受害人特殊体质不妨碍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克里斯蒂安·舒尔策也认为“蛋壳脑袋”规则非但不是相当因果关系之例外,其正好构成适用相当因果关系之例证。[26]

而依德国学者拉贝尔首倡并由克默雷尔发扬光大的法规目的说,只有受害人为法规目的所欲保护之当事人,且损害种类与损害方式为法规目的所欲避免的种类和方式时,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始存在因果关系。但无论对法规目的作怎样的解释,均不能认为体质特殊者并非法规所欲保护的当事人,也不能认为这些人遭遇的重大损害并非法规目的旨在避免的损害。胡贝尔指出,根据法规目的说,的确只有违法行为提高的危险及该危险所生之损害,才能成为赔偿的对象,受害人因一般生活危险所导致的损失不应纳人赔偿之范围。但掌击特别虚弱者致其死亡,该危险显然非一般生活危险,而属于违法行为引发的特别危险,违法行为与死亡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7]

早期英美法系有关因果关系的主流理论为以1921年Polemi,案为典范的直接结果说。依照该说,只要损害为侵权行为之直接结果,纵然侵权人在行为时不可预见,在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仍成立法律上之因果关系。在侵害体质特殊的受害人并造成巨大损害时,即使侵权人不能预见到受害人之特殊体质,但由于损害系侵权行为直接引发,侵权人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由于区分直接结果与非直接结果在技术上的困难,加之侵权人对直接结果一定承担责任以及对非直接结果均不承担责任都与当代正义观念和道德不符,以1961年Wangon Mound (No. 1)案为契机,英美因果关系理论改采合理预见说,认为加害人之责任,须以具有理性之人在事件发生当时能预见侵权行为引发之损害者为限。按照这一认识,在加害人不能预见受害人特殊体质并致其巨大损害时,侵权行为与不能预见之损害似无因果关系。但实际的情况是,合理预见说之风行没有对“蛋壳脑袋”规则造成任何冲击。对此,一种“巧妙”的说明是,合理预见规则仅仅是关于损害种类之规则,其只要求预见损害之种类,而无须预见损害之程度,Smith v.Leech & Co. Ltd一案正是根据这一说明作出了维持“蛋壳脑袋”规则之判决。[28]

(二)以因果关系突破“蛋壳脑袋”规则

无论何种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之学说,均认为一旦介人“异常独立原因”,将打破“事件正常之发展过程”,改变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序列。然而,前述通过因果关系为“蛋壳脑袋”规则进行的辩护,仅描绘了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牵连,并未明确受害人特殊体质是否构成阻断二者因果关系之“异常独立原因”。对此,哈特与奥诺尔刻意区分了介人事件与环境因素,强调介人事件应在时间上迟于侵权行为或充其量与侵权行为同时发生,至于侵权发生时已经存在的某种状态则仅仅为一项环境因素,如同演员到现场演出前之“舞台道具”。因果关系概念将人类描绘成一台已经设计好的舞台剧,情节就包含了符合剧情需要的某些差别,它随着新演员的出场或者一个异常事件,扰乱了事物的正常进程而结束。[29]受害人特殊体质显然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即已存在,当属环境因素之范畴,哈利·斯特里特也据此证成“侵权人应接受受害人现状”之合理性。[30]但正如哈特与奥诺尔所预料的那样,这样纯粹形式化的区分将招致尖锐的批评。按哈特与奥诺尔之区分,若被告因过失撞倒甲并致其死亡,即便甲此前已受到严重伤害且被告对此一无所知,被告仍应承担全部责任。而若被告因过失撞倒甲后,后者在去医院的途中因车祸而死亡,被告却要免除责任。由于这样的处理近乎荒谬,就连哈特与奥诺尔也不得不承认此刻不能区分甲所受伤害发生在被告侵权行为之前后,但他们并未进一步说明为何在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情形下要进行这样的区分,而是极其武断地将其归结于人类之“常识”。[31]既然不能将受害人特殊体质从“异常独立原因”中排除,则其仍存在扮演“异常独立原因”之可能,侵权行为与扩大损害之间未必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通过因果关系理论为“蛋壳脑袋”规则辩护可能难奏其功。难怪希腊立法。[32]前述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例完全否定侵权行为与扩大损害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法国法院甚至将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不可抗力”,而一些学者也认为与其说“蛋壳脑袋”规则为相当因果关系之适用,毋宁说系相当因果关系之例外。[33]不独相当因果关系,从合理预见说也不能自然推导出“蛋壳脑袋”规则,而所谓只须预见损害之类型,无须预见损害程度也是缺乏任何论证之说辞。在过失侵权,谁将成为受害人尚且难以预见,又怎能预见到受害人的特殊体质?非要说能够预见,那不过是对预见可能性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拟制而已。[34]

责编: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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